之所以常有人认为宪法解释权是排他性的，这主要是因为混淆了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
〔48〕按照这一理解，答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法律解释在效力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尽管法工委工作人员同时并未将询问答复视为一种法律解释。《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解释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39〕 上述说明进一步模糊了法律解释与法律询问答复之间的功能区别。〔38〕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61页。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适用条件并非是排他性的。一方面，由于《立法法》定位不清，该制度不仅与法律解释存在功能交叉重合的现象，而且其效力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24〕诉讼法方面，答复也回应了诸如民办学校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人民法院能否依照《民事诉讼法》组织破产清算〔25〕等问题。
这些法律询问的内容一般不属于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由常委会解释的两种情况……这些询问很经常，量也很大，有的时候要求答复的时限很短。〔65〕对于见习医生能否作为非法行医罪主体的答复，不仅有助于法院处理类似的个案，而且可以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加以吸收而成为一般规则。作为公益考虑的自由裁量，既有要件裁量，也有效果裁量。
传统行政法学将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分解为法律的（专权性）法规范创造力、法律的优位和法律的保留三个原则 [3]99-100，强调在探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来把握行政裁量。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此处是作为要件裁量来说明的，与判断余地的理论有一定差异性。尽管要从实定法层面来架构行政责任依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它毕竟是有意义的，而且只要假以时日，也是具有可行性的。然而，给付行政自身的诸多特点决定了该领域中法律规范的不完善甚至缺失，在很多层面需要活用行政裁量——包括立法政策层面的政治裁量和政策裁量，也包括法规范执行层面的具体适用裁量，还包括没有相应法规范甚至没有可供参照的操作准则情形下对创造性公正之目标的追求——来应对。
换言之，功能性责任必须通过对于市民感情的直接责任来补充和完善。为了纠正这种不作为，就必须健全和完善行政计划中的裁量。
或者在其选择是否采取行为以及采取何种行为方面，赋予其选择余地（行为裁量、效果裁量）。其与补充性原则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自国民到社会、再到国家的顺次责任，将国家的给付限定为国民和社会需要这种客观需求上，同时将国家的给付规定为查漏补缺的积极责任或者义务。在给付行政领域，需要根据每个受给者的具体情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应对，这种特点决定了该领域的裁量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准则，确立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等独具特色的权力运用规则，重视和强调规制手段的活用。上述组织内裁量论，一方面具有长处，能够明确内在性责任的构造。
是要件裁量还是效果裁量的这种视角，是以由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所构成的法规范构造为前提的，它揭示了通过法规范的分析来确定裁量权的所在及其范围的方法论。从某种程度说，在给付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更需要有法制化作为支撑，而兼顾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双重使命，是实现给付行政之最终价值追求的基础性条件。关键词: 给付行政 裁量 准则 功能性责任 组织内裁量 相对性 引言 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在这里，不仅要进行程序的解释，而且还需要进行程序的修正和开发，于是，应否修改和开发，由谁来负责相关工作，何时、如何展开相关工作，往往需要通过组织内的裁量来决定。
其次，应当认识到行政法体系和法体制的完善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认识到对给付行政领域的行政裁量进行统制更需要强调尊重该领域行政的自身规律性，充分运用好法规范解释及授权和委托。首先，在受益（授益）性法规范的情况下，若存在着可以……的规定，就应当根据相关法规范的旨趣、目的来进行合理性解释，将其理解为应当……的情形。
（四）准则与裁量 在给付行政领域，几乎每一位受给者或者给付行政对象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实际的福祉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因而需要进行个别而多样化的应对。其三，由法赋予了权威。
其二，注重内心的价值或者无价值。这是因为，在一定的事实关系评价中，当能够得出多样的结论时，这些评价全部都属于不确定法概念的范畴，必须认为是适法的（）。(19)日本「行政機関が行う政策の評価に関する法律」3条など。行政的违法和不当，都是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违反。也就是说，不仅法律保留的领域不断缩小，代议（权力）机关的立法统制逐渐为大量的授权行政立法所取代 [13]65-66，而且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亦不断修正，法院的司法统制逐渐被行政的（自由）裁量或者行政的自我拘束所取代 [1]69-70。当法规范、标准和规程不足之时，则辅之以理以情。
准则既可以成为确保服务水准的有效手段，亦可以成为抑制、缩小服务水准的有效手段。公务员行使裁量权，必须尊重法定的程序，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追求合法、至善及有实效的行政目的，使兴利与避害得以兼容并顾，使裁量的行政事宜既符合法定程序又符合实质公平正义。
(16)最高裁平成4(1992)年10月29日判决，「民集」46卷7号1174頁。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进行生存考虑而需要发动行政权的紧要度增强，给付行政裁量的范围渐次收缩（裁量权收缩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收缩为零（裁量权的零收缩），从法规范的角度对行政做出一定的选择予以强制 [11]100-101。
可见，在与司法审查的关系上，讨论自由裁量和羁束裁量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既然给付行政中存在着较多裁量领域，给付行政作用本身也往往具有较强的裁量性，那么，即使确立了相关领域的行政责任制，往往也很难以通常的行政责任论来进行所谓的追责，因为该领域自身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往往难以明确责任所在，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注重免责机制的运用。
（三）行政裁量与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 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是近代民主主义社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沉淀近一年来，除了补充相应注释，使其更具论据充分性和内容现代性外，还对部分表述进行了调整、润色，使其尽量褪去翻译色彩，尽可能结合中国实践状况和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进行了再度审视和确认。要件裁量说认为，行政裁量的本质在于对属于法律要件的事实认定乃至将事实适用于法律要件的过程（尽管也有人认为这种观点中的事实认定只是单纯的事实问题，而并非裁量问题）。如果以裁量的统制为目标，将准则客观化并予以公开，一般来说也许会强化利用者的权利性，在某些个案中或许更有助于权利救济，但是，与比例性公正相比，社会福祉更追求创造性公正的目标，所以准则必须作为含有充分裁量余地的弹力性的准则加以客观化。
给付行政领域的行政责任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非制度性责任的领域而展开的。(24)中国《行政许可法》第11条。
(17)诉的利益这个术语，在广义上，作为处分性、原告适格、(狭义的)诉的利益之总称而使用，有时候也将原告适格称为主观的诉的利益，而将(狭义的)诉的利益称为客观的诉的利益。为使各个环节的裁量判断做到合法、适度，就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程序，尤其是需要明确相应的裁量基准。
1.自由裁量与越权理论 在行政裁量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曾经提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泛化的命题 [3]501。总的来说，权力滥用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与立法者所规定的目的不同的目的，以及出于与立法者所规定的动机不同的动机而使用自由裁量的情形。
行政法规范，在向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授权之际，对其承认裁量权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应当规范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行为的判断、决定的内部性具体性基准，违反根据法规范的内在性目的，或者违反了比例原则、平等原则而制定，按照该基准进行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场合，以及即使前述具体基准不存在瑕疵的场合，在其适用之际，存在其要件事实的误认，或者违反了比例原则、平等原则而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应当理解为裁量权的行使是恣意性的，存在违法的裁量滥用。考察行政裁量的本质论，就不能绕开对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这种两分法的再认识。另一方面，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没有规定，这不能成为政府不实施救助的理由。但是，从补助金行政中所适用的平等对待原则来看，没有合理的理由而给一方给付，不给另一方给付，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12]68-69。
尤其是针对从前较多使用的自由裁量（freien Ermessen，freies Ermessen）这个概念，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呈现出众说纷呈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在专家治理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
对于这样的决定过程，即使在其中某个法律要件的环节上承认了解释或者涵摄的裁量，也不应当总括性地将该行为解释为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只要对该法律行为承认裁量就足够了。参见杨建顺著：《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第508-509页。
随着人们对行政裁量认识的加深，区分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的命题受到了诸多挑战，时间裁量说、程序裁量说以及事实认定裁量说等受到重视 [8]286-287。本文将在探讨行政裁量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以满足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受益权为崇高使命的现代国家主要职能的变迁和发展，重点对给付行政领域中行政裁量的课题进行探讨，适应一系列机制和制度的转换尤其是给付行政法律制度的转换，为给付行政领域中的裁量权及相关制度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